3位温暖我的癌症病人，5年过去了我仍难以忘怀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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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几日中元节刚过，小时候跟着母亲去扫墓，听着她年复一年讲着相同的故事，心里多少是有些不以为意的。更吸引我的，仿佛是上香、烧纸、磕头那一套仪式。

直到自己年岁渐长，当初讲故事的母亲，也已经成为故事里的人，不由悲从心起。

棠梨花映白杨树，尽是生死别离处。

一

五年前。

办理完母亲的后事，在家又歇了两天，我回到医院上班。

科里新住进来一个老太太，八十岁。老太太是北京理工大学的老教授，搞兵器的，好像还享受着国务院津贴。

可能是职业习惯，老太太不苟言笑，一副很严谨的样子。

同样不苟言笑的，还有我。

至亲离世给我的心理创伤跟临床上各种繁琐的事情搅在一起，我的压力很大，大到有时连笑都懒得装。

好在，老太太不计较。

老太太三年前罹患肾癌，当时我们主任给做了手术。这次住院是因为复查发现术区有软组织影，考虑局部复发。

对于这种局部复发且没有远处转移的患者，继续手术是首选方案，争取达到临床治愈的效果。

手术本身是蛮成功的。只是老太太年龄大，血小板总是上不来，加上手术创伤，引流管里总是有血，刀口也在渗血，有时一天要换药十几次，血红蛋白只有60g/L（出血性贫血的输血标准是＜70g/L）。

但血库紧张，老太太的输血并不及时，输血小板更不现实。

老太太浑身无力，多数时间是躺着。长时间的住院日复一日地消磨着她的耐心，她的脾气也日渐烦躁。

有一天，护士闯进医办室，说老太太烦躁得不行。

我跑过去，老太太边哭边冲着围了一圈的家属尖叫，说要拔掉身上的引流管，要出院回家。

病房混乱不堪。

“奶奶，怎么发这么大火？是不是我刚才换药弄疼您了？”

我哄着她，抚摸着她的后背尽量让她平静下来一些，同时示意她老伴和孩子们让开一点，先不要围着她。

可能是我语气平和温暖，在僵持了一会儿后，老太太开口说话了。

“徐医生，对不起啊，我发火跟你没关系，我是在冲孩子们发脾气。你看看他们，我吃什么药不知道，药在哪里不知道，就连吃药的水的温度都不合适。”

老太太伤口有痛感，需要吃些止疼药。

“奶奶，他们不知道是正常的呀。以前我妈妈有病时，我也不知道她要吃什么药，每次都还是她提醒我，亏我还是个医生呢。”我应和着老太太说。

“咱们先把药吃了，一会儿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，一定要让孩子们去办公室找我，千万别忍着。”

等我把药拿给老太太吞下，她仿佛立刻变了一个人，招呼老伴和孩子们坐下。

其实我知道，哪里有这种神药，她不过是自己给自己一个台阶下罢了。

“有啥心里话也别憋着，如果不方便跟爷爷说，告诉我也行。”

我顺手又给她伤口换了次药，动作尽量轻柔，生怕弄疼她。

老太太笑了笑，对着她老伴说：“这个医生很好，你要记住他，我以后只要他给我看病。”

看起来，就像个无理取闹后又回归正常的孩子。

而老太太这句话，让我想到了母亲以及曾经陪母亲看病的自己。

这些病情迁延、在生死边缘游走的患者，每天卧病在床，烦躁是必然的，想必是再多的陪伴和关心也弥补不了内心的绝望和不满吧！

这些负面情绪会逐渐累积，最后变成一把把利刃，刺向他们认为最亲的人。

我忽然想到我的母亲，竟从来不曾给过我这样的压力。

眼泪突然不顾一切地涌了出来。

过了两天，渗血慢慢止住了，引流管里也逐渐清亮了起来，我不再每天去换药。

老太太像变了一个人，每天查房看到我会笑，会轻轻的拉着我的手，小声告诉我哪里又有些小小的不舒服。

“我昨天晚上睡得不好，今天有点头疼，但看到你就觉得好多了。”

“我也一样。”

出院那天，老太太笑意满满的，她亲手给科里每个人手里塞了两个大苹果，我则随手送给她一张手写小卡片。

二

值夜班，凌晨四点被急诊叫醒，来了一个病人。

病人是位老太太，七十多岁，肾囊肿破裂大出血，送来时已经处于低血容量休克，情况非常危急。

遇到这种情况，我这个菜鸟是有些处理不了的，于是给病区主任打电话，主任回复我说在北五环外的家里，让我们先抢救。

这个老太太在众多兄弟姐妹中是老大，父母去世早，她便肩负起养育弟弟妹妹的重任，一生未婚未育。

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。

而她这次来医院，也是妹妹送来的。她年龄大了，在弟弟妹妹家轮流居住。这天晚上突然肚子疼，随后晕厥，妹妹打了120。

更糟糕的是，大量失血，诱发了室颤。

赶紧叫来心内科兄弟前来支援。

来了就是病危，成为急诊科病情最重的病人。

迅速建立补液通路，快速输血，我开腹探查，血液就像喷泉一样从肾脏的破裂处往外涌。

肾脏血供极为丰富，血管压力大，如果肾脏破裂，患者往往会在几分钟甚至几十秒内发生失血性休克。此时做肾脏切除是最有效的止血办法。

虽然会失去一个肾脏，但人命更要紧。

在我找到肾蒂血管准备结扎时，主任赶到了。

十几公里的路程，他不到二十分钟就开车飙了过来。

手术做到一半，眼看着主任突然满头大汗，身体也在打晃，他说，我低血糖发作了，赶快给我开一瓶葡萄糖。

台上形势严峻，根本容不下他下台休息，于是他让护士给他摘了口罩，直接往他嘴里灌。

那天，医院所有参与抢救的医生不再谈笑风生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凝重。行医多年，我们似乎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结局，但还是心存侥幸。

好人好报，出现奇迹也未可知。

主任和我开腹手术，心内科兄弟也紧张救治，取抢救药品、心脏按压、除颤，科室领导、值班医生、进修生，能上的都上了。

老太太的弟弟妹妹们在抢救室格外安静，生怕影响了这一群跟死神抢夺亲人的人。

可是，生活就是这样，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换来相应的结果。

老太太的气息一点一点衰弱下去，心电图也逐渐变成一条直线。

老太太最小的弟弟开口喊了一声妈妈。

此时大家的泪水再也止不住。

那天谁都不好受，除了精神紧张，手臂酸麻，还有心情沉重。

每个人都无比想把老太太救活，可是纵使集齐数科室人员也没办到，那种挫败感直击人心。

参与抢救的人陆陆续续都散了，毕竟还有其他患者更需要他们，我朝老太太鞠了一躬，也回到自己科室。

有时候，生命就是这么脆弱，医学发展了很多，我也成长了很多，可是越发展越成长，我却发现不可控的事情越来越多。

并且对于我来说，失去生命本身可能并没有那么可怕，可怕的是，清清楚楚听到生命逝去的声音。

并且你只能默默听，还特么无法挽留。

我们主任，五十多岁的人了，凌晨四点从十几公里外的家中飙车过来，一直空着肚子结果术中发生低血糖，要知道，他已经下班了，他是没有责任和义务做这些事情的。

他做这些，完全是出于职业素养，这，是个医者。

三

那天是我的手术日。

我记得是周五，那天出奇的忙，安排了七台手术。迎着朝阳进手术室，出来已是满天繁星。处理好上级医师交代的事情，又把病历写完，已是凌晨一点。

忙碌的一天总算快要结束了。

我有一个习惯，只要我上夜班，无论多晚，我都会去病房转一圈，看看有没有还没睡的患者，观察一下病情危重患者的心电监护指标，以防夜里有突发情况而措手不及。

那天也不例外。

我踩着棉花般的脚步挨个儿查房，走到10床时，心里猛地一惊——10床患者没在病床上。

我第一时间去卫生间查看，也没有，难道患者丢了？住院期间患者失踪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，就在我惊慌失措时，床边传来一个声音。

“徐大夫，您找我吗？”

循声望去，10床旁边蜷着一个人影，我打开床头灯，确定是10床患者。

“你怎么了？怎么蹲在地上？不舒服吗？”

“没事儿徐大夫，我不是肚子疼吗？每天晚上睡不着觉时，这样蹲一会儿，会好一些。”

“你躺到床上来，我给你看看。”

“哦，不用了，我前天已经做完检查了，王主任说过两天就能手术了。他给我开止疼药了。”

“那你吃了吗？”

“吃过了，前天和昨天都吃了，但不怎么管用。我知道，我这个病不做手术是好不了的。没事儿，您去休息吧。我蹲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
“你这样多久了？”

“有两周了吧，最近这两天疼得厉害了。没事儿的徐大夫，我知道您忙一天了，赶紧去休息。”

“你先等一下，我去看看你的病历。”

我对这个一直没什么印象但表现很淡定的病人产生了兴趣，一般来讲，疼的睡不着觉的患者，不太可能让医生去休息。

带着疑问打开他的CT报告，上面清楚的写着：左肾铸型结石，左输尿管下段结石。

如果真的是输尿管结石导致的肾绞痛，那这两个星期，是一种多么痛苦的体验！

因为我遇到过很多因为输尿管结石疼得在地上打滚儿的病人。

同时也很奇怪，一个这么痛苦的患者，为什么在病房里存在感这么低，低到他已经住院两天了，我竟然没有详细看过他的病历。

我叫值班护士给他打了一支吗啡，出于好奇，我又来到他床边。这次看清楚了他的模样：很瘦，皮肤有些黑，由于疼痛脑门上冒出很多汗滴，眉头拧在一起，艰难从床边爬到床上。

大概五分钟后，看得出来他疼痛缓解了一些，他慢慢直起身，向我表示感谢。

“疼得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不跟我说？”

“其实我也想让您看一下，可是每次走到医办室门口，看到您要么在打电话，要么在回答病人和家属问题。今天都这么晚了，您下了手术还在忙着写病历，我想反正我这也不是一两天了，就不凑这个热闹给您添麻烦了。”

“你不用考虑我，我就是干这个的。您晚上再疼，就按床头这个铃儿，我和护士都会过来。趁着现在不疼了，赶紧休息吧。”

说完，我迅速转身走出病房，因为眼眶已经有些泛红。

可我抑制不住自己。整整一天的忙碌，把七个病人安排妥当，干到凌晨一点还没睡觉。没有一个患者家属问我是不是很累，有没有按时吃饭，是不是需要休息。

虽然治病救人是分内之事，怪不得别人，但一个肾绞痛的病人为了不打扰我不惜忍受着巨大的痛苦，让我一直平静的心里波涛汹涌。

第二天我下夜班前，10床的病人特意跑来找我。

“徐大夫，太感谢您了。整整两周了，昨天是我睡得最好的一晚。”

顺手把一份儿早点塞给我，三个包子，一碗白粥，外加两颗鸡蛋。

“好好治疗，做完手术会好的，有不舒服一定要跟我说。”

后来他手术了，成功取出结石，后来就顺利出院了，我再也没见过他。

而那一晚他的“关怀”一直温暖和感动着我，数年过去依然记忆犹新。

四

一个老爷子术后输液。

有一天他找到我，问昨天给他输液的那个小姑娘在不在，他还想让她给扎针。

我问老爷子：“那个护士叫什么名字？是那个小姑娘扎得好吗？”

老爷子说：“不是，我看她是个实习生，手法有些生疏，想让她好好练习一下。我年龄大了，多挨几针也无所谓。”

这个年头，人们好像都有更多的戾气需要发泄，尤其在医院这样一个博弈场，人们的情绪很容易因为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儿爆发。

所以听到老爷子这样说，我忽然心里一暖。

第一位老太太出院时，我塞给她一张手写卡片。

以我的职业素养，我写不出“身体健康”之类的话，惟愿她能够更快乐一些，能够被世界温柔对待。并附上了我的联系方式。

她的一些悄悄话，我还是愿意听的。

第二位老太太去世后，老人的弟弟找到我们参与抢救的所有医护人员，给我们每人深深鞠了一个躬，然后又把地址要了去，不久后，我收到了一些土特产品。

第三位温暖我的人，我不知道他现在怎样，但我永远也忘不了他，50岁，姓鲁。

前几天去打球，运动完毕，球友雷姐说：“博雅，看你的文章，我觉得你是个有怜悯心肠的人。”

我说谢谢，但我不希望成为这样的人。

雷姐很诧异。

我解释道：“心生怜悯会增加代入感，代入感太强会增加感性的东西，而感性的人是做不好医生的，当医生最重要的是保持理性。”

雷姐若有所思。

我继续解释：“感性占了上风，临床思维会受影响，虽说当事人就医体验可能会很好，但对其他病人不公平。”

医生，需要的是同理心。而医生需要做的，是去救一个一个的人。

我是博雅，我爱这个世界。